2019年對中華民國而言是非常具有意義的一年！五月四日紀念一百年前的運動，迄今仍是近代華人的關鍵符號，其中包紮著苦難的中華民族在搖搖晃晃進入民主社會時期的傷痕，也包紮那些為國家、為人民的熱情與拚搏，以及覺醒中對社會文化的深刻檢討。兩岸分治到2019年已達70時寒暑，台灣政客每到選舉操作兩岸議題總在攻防之間從中獲利，但多數人民在一個經濟前景未明的時代，似乎已厭倦了不接地氣的空泛論述，如何轉換台灣民間所蓄積的厭惡情緒，為積極建設、脫胎換骨的動能，是從今天一直要延燒到2020年1月11日的台灣課題。
五四運動表面現象是一場由知識份子所掀起捍衛國家主權的抗議活動，但深層的意義在於這群知識分子對於新社會的期待，透過結合一般民眾對於當時國家積弱與受到列強壓迫所感到憤怒，化悲憤為力量並成為社會改革的動力。知識份子在社會上的關鍵角色，不在於其學歷所構築的階級意識，而在於因知識而啟蒙的前進動能。這些啟蒙的力量透過結合各階層的啟蒙擴散，如英文Enlightenment所揭示的，以微弱的光線映照著黑暗，輝映著一個對於嶄新模式的光明。每個時代皆然，這道微弱的光線能否帶來普照的光明，取決於其本質的強度與擴散的策略，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唏噓在歷史上並不寂寞。
所有的改革都需要付出代價，而且不一定成功，因此就令人裹足不前。裹足，是封建時代的記號，到了當前人工智慧的時代，心態上的裹足依舊令人寸步難行。這個困境，可以用以描繪整體的社會現象，也可適用於個別的家族企業。傳承的難題往往在於與時俱進的市場壓力，與既得利益的組織慣性，無法得到一個有利於發展的資源配置。變革者往往難以掌握關鍵資源驗證其尚未明確的價值主張，而被變革者顧前思後的躊躇並非無的放矢，僵持的結果是錯過了變革的時機，在另一股更大變革動能的生態匯聚席捲下被淘汰。
一九七九年，當時半導體業巨擘Intel在產業分析中，赫然辨識出日本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的競爭力度已快速構成競爭威脅，當下有兩個選項：增加對DRAM的研發投資，擺脫日本競爭者的纏鬥；或是，尋覓其他的發展路徑。Intel選擇了後者，規避了與日本業者競爭時的效率劣勢，持續以其創新優勢開創藍海版圖。當時所有的營收幾乎都由DRAM部門所創造的，資源配置的主導邏輯與權力，自然都掌握在DRAM部門，武俠小說中「要練神功、必先自宮」的境界實在很難從人性中透射出來。但神奇的事發生了，Intel大舉從DRAM事業轉向中央處理器（CPU）事業，在三年之內CPU事業群的營收居然超越DRAM事業群，順利在接下來的十多年間，不僅笑傲江湖、也服膺熊彼得「毀滅創造（Creative
Destruction）」法則為人類奏起了第三次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序曲。
技術進展固然偉大，更偉大的是當時拍板決策與克服實踐障礙的那一群高階主管：DRAM部門的願意釋出主導權，放手讓自己部門的業績經歷死亡交叉，眼睜睜地看著CPU部門穿越黃金交叉後，持續為整體企業締造一個又一個的高峰。當下正紅的顛覆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不就是不斷重複著這個軌跡，上演著以新模式因應新環境、並開創新利潤的戲碼。關鍵在於是別人革了你的命，抑或是自己掀革自己的命？具大智慧的經營者需要這個覺醒，對於變革的覺醒是傳承的關鍵意識，固然有時感到力不從心，但套一句徐重仁總裁的話「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
覺醒有三、無後為大：經營者對於市場、技術與經營模式的波動有所覺醒；年長一代經營者對於未經驗證的模式採開放態度的覺醒；以及年輕一代經營者對驗證模式之有效策略的覺醒。沒有這三個覺醒，傳承與轉型不足以奏效！自宮與無後是生命延續的緊張拉扯，代際協力將張力化約為擴張力，研議出可行的實踐方案。「溝」可以是楚河漢界的分隔線，也可以是讓水流過的渠道，不溝就沒有通的那一天。理性上的溝通如此，家族中的溝通帶入感性的層面，溝通就更加複雜，參雜著理性與感性的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覺醒是轉型的開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