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中華飛揚協會舉辦的台灣青少年領袖高峰會，和240個台灣孩子分享「引領潮流的先鋒者」，有幸結識了大沐老師。緊湊的會議中，雖然對話不多，但深受他所實踐的教育感動。親子天下幫大沐老師出版了一本「造舟裡的生命教育」，內容紀實許多孩子們造舟過程中的感動。大沐老師引領他的學員運用古老的造舟手法完成了超過一千艘獨木舟，還帶著學員征服了各種水文。引領潮流似乎與古老智慧間，並沒有太多違和感！
台灣人的跟風，誤導了許多自己的方向、也延宕了發展的契機。朗朗上口的創客，連小學教育都被感染，曾聽一位擔任小學校長的博士班學生聊起他們的創客，筆者只能用瞠目結舌形容當時的驚訝：一方面慶幸台灣教育理念的先進程度，另一方面質疑於絢麗的表層下對台灣社會的實質貢獻。台灣各地充斥著“創客空間”，在飄著咖啡香的空間，放上長長的工作台檯面，再安裝幾台電腦和3D列印，令人飄飄然彷彿已達創客境界。殊不知，台灣升學制度扼殺的創意發想與實作能力，才是那些豐富的硬體之外，真正的創客靈魂。
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源自一本雜誌。Dale Dougherty在2005年創辦MAKE雜誌，為熱愛自己動手實作的人們提供一個可進行發表的平台與交流管道，除了讓喜歡DIY的人可以發表自己引以為傲的作品外，更透過提供相關作法與設計，讓讀者可以學習並進行個人製作上的修正與改進。隔年，Dougherty於舊金山舉行了第一屆Maker Faire（自造者嘉年華），讓自造者能進行實際的展示與交流，並讓參觀者了解並親自體驗動手實作的趣味，使得更多人對「自造」產生興趣，並投入自造的行列，而這股「Make」的風氣與力量就漸漸地成為所謂的「自造者運動（The Maker Movement）」。[1]筆者於2016年5月曾率團參與嘉年華，見證這股十年後依舊強勁的創新運動。但那是舉世無雙的矽谷！如何轉換個人的興趣與才藝為可翻轉經濟困境的營運模式，創客或自造者運動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成績。
台灣教育深受科舉制度的遺害，結合了西方工業革命開創的分工制度，將學習者類比為工業產品般地在體制內學習中大量生產。在工業革命後日益細分的專業與知識，形成了涇渭分明的能力鴻溝；在地狹人稠的台灣，需求在一通電話（或是一個網路預約），低廉的價格即可採購便捷可及的專業能力，使我們逐漸喪失了多元的生活能力，也將雙手所能打造的可能一併葬送。為了彌補這個缺憾，創客（或自造者）運動所許諾的美好，遂成為台灣填補這些缺憾的新型態解方。
既稱之為「運動」，就得探究其「初心」與「影響」。全世界陷於創新匱乏的年代，看似百花齊放的創新活動，雖締造了多如繁星般的微薄創新，但至今仍未能引領人類脫離當下生存與發展的困境。各界繼續激勵創新活動是必要的，重返工業革命前的跨領域多元能力，一舉擺脫因為專業分工過細所導致排擠創新的效率主義，得以發展兼顧效率與創新的內升型增長模式，這是對第一次工業革命主導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深刻的反思，初心是滿足多元需求、客戶（顧客）至上、以人為本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所鋪陳的可能。影響呢？筆者曾走訪不少國內、外創客空間，除了國際上著名的加速器，多數受困於千篇一律的環境氛圍與欠缺創造力的商轉窘境，徒留畫虎、畫皮難畫骨的模仿。欠缺靈魂的創新，很難為自己的創新創造價值，也難以影響全球經濟當下難以突破的現實。
創客是否繼續應在台灣發展？不是正確的問題。創客如何繼續在台灣發展？才是該問的問題。把創客的靈魂還給那些懷抱夢想的年輕人，在文化結構上還給他們犯錯的自由、在政策結構上還給他們菁英的禮遇（亦即非雨露均霑的分配式政策）、在營運結構上還給他們慘烈的競爭現實。彼得．杜拉克所勾勒的未來是以關懷、睿智與無畏開創出來的，不是全民運動的集體無意識，而是企業家精神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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