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1970年代開始面臨嚴重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台灣出國留學生大約在1980中葉到高峰，當時主要是出國攻讀研究所，當然也嚮往國外的生活，寄望畢業後在可以逐夢的國度展開另一段人生旅程。在1990年代初期，這些頂著國外高學歷、有具備豐沛產業經歷的半導體人才，在科學園區中開啟了人生另一段輝煌，也締造了台灣矽島的傳奇。這一波人才回流（Reverse Brain Drain）的歷程也伴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形構了一個美台中的三角人才循環。2000年後，台灣成為前仆後繼進軍中國的國際企業最佳的前哨站，在胡錦濤發展「自主創新」的年代，台灣人才成為垂手可及（Arm-length transaction）資源儲備，「薪資換幣別」成為最強的磁吸力。在那些工作五年等同二十五年的歲月中，兩岸在人才的軍備競爭中，再度造成台灣面臨人才外流的發展困境。
在全球與兩岸交流頻仍的年代裡，人才的交流與循環（Talent Circulation）是否加速了中國大陸的產經發展，是一個待驗證的命題。這個命題一如全球化的成效如何，難以宏觀地被驗證；全球化和人才循環所造成的挑戰，另一共通之處就是極端化的發展，有國際移動力的資本與人才，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難得一見際遇所提供的市場機會中，劃開了贏家與輸家的鴻溝，甚至在互聯網的推波助瀾下，贏家全拿加深了被剝奪者的憤怒，因此，激化了社會對立與民粹滋生。全球化與人才循環的共伴效應，在近年來出現了詭譎的變化，尤其是二戰後的產業發展與國際競爭已逐漸進入以知識與科技為主的領域，基於智慧財產權的考量，人才循環成為無形資產流通的必爭之地。
民粹情節延燒至知識份子與精英階層，促使深受台灣讀者喜愛的哈佛大學Michael Sandel於2020年九月出版了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尚無中文譯本）這本新作，書中有對於菁英主義如何與民粹匯流，造成既有政經結構的全面重組有著精闢的詮釋。川普雖然離開了全球政治經濟舞台的中心，但川普主義這股逆全球化的旋風依舊吹襲著各國選舉，影響著國家的財經政策、勞工政策與移民政策。對台灣人口已於2020年邁入負成長循環，即便海外台僑鮭魚返鄉，能否為台灣產業挹注人才並發揮遲需推升經濟與社會效益，利弊互見，在不同論述中各自褒貶。在這一波人才回流後，更重大的挑戰在於台灣的多元社會中，如何將各類型人才的能量匯聚，產生對台灣產業、經濟與社會正面的貢獻。
台灣於1970年代至1990年代之人才外循環1.0期間，主要強連結的國家是美國；而1990年代迄今之人才外循環2.0期間，主要強連結的國家是中國；原本美台中三角的人才循環框架在2016年丕變，打破了人才循環2.0的三角鏈結，為台灣和台灣人才都帶來新一輪的契機或挑戰。嬰兒潮這一代的際遇可能是歷史上最特殊的一代，二戰後的台灣起步雖然不見得太顯赫，但重視人才培育以蓄積國力，人才循環1.0期間，在政府政策的因勢利導下，得以構築當代橫跨太平洋兩岸的綿密半導體人脈與產業鏈。當消費研究關注把重點放在千禧世代，產業研究的重點可能難以忽略嬰兒潮世代（尤其是具備經略國際經驗者）。
待磨合或融合的，不僅是世代之間的協力。在外循環2.0的人才外流中，中港星加入歐美日國際企業磁吸台灣人才的行列，在在提供遼闊的舞台讓外流的人才恣意揮灑。不過，此輪外流的本質已迥異於人才循環1.0階段，主管們在駐點之外、頻仍的飛行旅程構築了綿密的區域經濟網絡。國際企業在兩輪人才外循環中幫台灣培養出大量國際人才，他們的視野與經驗都非比尋常，在國際上流動性極高的這群嬰兒潮國際人才，如何被納入建設台灣的行列中？當倦鳥欲歸巢時，台灣的制度與心態如何再度因勢利導，融入在島內打拼了一輩子的高階人力，或協作中階與基層主管的傳承培訓，需要有總體戰略的高度完成包容性的人才重整。
人才這項關鍵要素稟賦，攸關一個國家的發展。台灣過往的成就均仰賴不斷以科技驅動的產業轉型，進而觸發社會發展。108年7月1日實施之「投資臺灣三大方案」若能有效在引導資本回流之後，再規劃引導另一輪的人才回流，將有望對台灣產業、經濟與社會的未來，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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